对时间的分析

时间——和空间一样，我们难以为之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所以如果选择直接面对它，只会让人束手无策。而手表，蕴含着我们和它的相互作用。所以我们的分析就从手表开始。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手表并不局限于“腕表”或者“智能运动手环”，只要我们通过某种仪器设备得知时间，它就在“手表”的讨论范围之内。

手表，从它的名字开始，就蕴含着它和人的关系：是人们戴在手上的设备。而“表”则昭示着它的基本使用价值：让人们方便地得知这一刻的时间——一种和地球周期运行有关的信息。

但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时间，而且要求一定的精度（比如到秒）？虽然“时间”这一概念对科学研究而言非常重要，但一个稍微对地球运转有经验的人，都知道日出大概应该起床，日中大概应该吃饭，日落大概应该下班。为了调节自己的工作和休息，似乎只需要知道现在是一天中的几分之几即可，精度是不必要的。

然而我们的学习生活处处都需要一个较为准确的时间，但并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强调“时间观念”，赞赏“守时”的人，批评“迟到”的学生。人类用循环往复的运动创造出“时间”的概念，把一个大的周期不断用小的周期分割，去掉模糊性，从而能够说“现在是18：20”。而接收到这一信息之后的学生们，第一反应就是“该下课了”；如果听到“这是 ddl”，那么我就必须在这一时间之前完成指定的任务。我们使用精确时间来设置节点，这个节点前和后存在一些差别，但是只有在人与人的相互作用之间，这种差别才能成为现实。

人与时间的关系，其实是人与人的关系：一个约定。我们用一个精确的时间来为自己立法，让“守时”成为道德评价标准。我们约定现在下课，要是老师还滔滔不绝，学生会抱怨“拖堂”；我们约定这是 deadline，那么过了这个 line 你就 dead。可见，时间充当了人们相互联系的协调者，通过给我们下一步行动以依据的方式，让社会运转更加有序。

但时间并不满足于充当“协调者”的角色。现在，它愈发凌驾在万人之上。而当人们带上手表的时候，也成为了时间的奴隶：手表作为它的使者，将标准传达给所有人，调和组织人们的行为，从而将时间本身的有序性转化为人类社会的有序性。在这个过程中，时间从一个人造物的躯壳里挣脱出来，挥舞大棒，号令一切。

那根大棒，正是有着强制和命令色彩的 deadline，或者更广义地，由精确时间自然衍生出的时间节点。很多人认为现在生活节奏变快了。所谓“节奏”，是时间节点的密度和强度；而节点前后受到的奖赏或惩罚，逼迫我们不得不为眼前考虑——考虑那些建立在人与人关系上的事物，而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说，精确的时间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否定了个体的独立。

从上一个节点到下一个节点，人们做了很多。然而对“时间变快”的指认，很少在做的过程中进行——抱怨总是发生在最后。这可以解释为由疲于奔命而忘却了时间的流逝。于是，当我们说“怎么一年又过去了？我还什么都没有做呢！”时，我们认为自己本该做哪些事？

为了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先看看“快”的对立面：“慢”。面对这日益“加速”的生活节奏，“慢下来”成为了一个广泛使用的口号。他们口中的慢，通常是这样的：“停下手中的事情，发一发呆，在一个惬意的午后拿起一本感兴趣的书，洗一洗积累了一周的衣服。”另外，我们总是将童年比作“金色时光”，那时的时间似乎也是“慢”的。

我们为什么需要慢？我们在说“慢”的时候，究竟在说些什么？那些看起来没什么多大价值，却能“放慢时间”的事情里，究竟蕴含着什么价值？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我们逐渐被日益紧张的ddl限制、本应属于独立自主的时间日益被别人安排，做完任务后感到的疲惫和空虚让我们意识到，生活原来不是自己的，而是他人的。所以忘却 ddl 时，那个用于人际协调的精确时间也连带地被忘却了，退回到一个较为模糊时间上来——一个更多用于协调自身的时间概念。而这一退化，表面看来是“享受生活的美好”，实际上是向愈发紧迫的时间节点发起的反抗。

此时，上位者们正利用时间节点的道德性和强制性来掩盖他们的实际目的。资本家们精巧地设置 ddl，让打工人们不得不拼命干活或者延长工作来完成他们的任务，以期剥夺更多的剩余价值。而美团外卖推出的“愿意再等五分钟”按钮，更是将本由 deadline 联系的平台-快递员剥削关系偷换为消费者-快递员强迫关系，再为之粉饰“愿意”的道德面纱，可谓居心叵测。

紧张的送餐 ddl 已经让快递员们逐渐无视交通规则。为了免于惩罚，将和剥削者的约定放在了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约定之上——资本家们看到这一幕时，应当露出欣慰的笑容。而那些每天活在无尽 ddl 中的快递员们（今天做完，明天还有！），想必是当代，认为时间过得最快的一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