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吉方：意图与阐释：作者意图回归的挑战及其理论可能

有关文学理论中的作者意图、文本阐释，最后还得是摒弃规定性的意图反意图论二分，强调文学批评实践的过程与方式。

段吉方，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作者意图问题是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当代西方文论自形式主义开始，经过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一直到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作者意图的批评始终没有停止。在这个过程中，有些是 直接反对作者意图研究 的，如维姆萨特等人提出的”意图谬误”说；有些是 间接 地批判作者意图的，如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和所谓的”纸上的生命”的观点；还有的是 在理论逻辑和批评实践中完全取消作者意图的存在乃至合理性 ，自动放逐作者意图的，如解构批评。在以往的研究中，种种对作者意图的批评被视为是当代西方文论理论转折的表征，体现了 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某种”向内转”和”向读者转”的理论轨迹 ，这种理论转折也曾是理论发展高潮的表现。这种理论论争和热潮隐藏着一种逻辑，即作者意图是值得批判的，反意图论是合理的。至于，为什么要反对作者意图？反意图论是否就能解决意图论的理论缺陷所留下的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方面的疑问往往被搁置了。本文认为，无论理论与批评如何发展，实际上，文本的含义是什么？作者的意图如何在文本呈现以及起到什么作用？读者们如何阐释一个作家作品？ 这些问题一直存在于文学理解的具体过程之中 。无论是艾布拉姆斯早就提出的”文学四要素”说，还是最近法国安托万·孔帕里翁提出的”文学五要素”论，以及艾柯所倡导的”开放的文本”观念，都是围绕作者意图与文学阐释的基本过程展开的，都是一种重要的关于作者意图与文本意义阐释的新的理念，这也说明了无论反意图论提出何种观点， 文学作品意义阐释的具体性和问题性都不能被取消和悬置 ，这恰恰是种种反意图论难以解决的问题。

一、意图论与反意图论

为什么要反对作者意图？在《”意图”在不在场》中，张江教授曾概括当代西方文论三种反对作者意图的理论主张，其一是英美新批评学派代表人物维姆萨特（W.K.Wimsatt）的”意图谬误”说（Intentional Fallacy）， 否定作者意图对文本阐释的影响 ；其二是英国学者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的”有意味的形式”说（Significant Form）， 切断了作者与文本生产及建构的关系 ；其三是法国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强调文本是符号的自行运作，作者只是操作符号的工具， 符号系统的自组织与自结构遮蔽乃至取消了作者意图的展现 。张江教授依次从理论源流、发展及其主要影响等多个层面对这三种理论观念进行了阐释分析，探讨作者意图在当代西方文论中是如何逐渐缺席的。对”意图谬误”说，他提出：”任何严肃的、负责任的理论家和批评家，都必须深入作者，研究生产作者意图进而生产文本的历史传统和语境，以期正确理解和阐释文本，’意图’说又何为’谬误’？”对”有意味的形式”说，他认为：” 无论何种艺术，无论何种形式，其创造和书写的意图总是在的，这个意图贯彻于艺术创造的全过程，贯彻于文本中的每一个细节。艺术是要有理解和共鸣的，其理解和共鸣的对象也是意图，是表达意图的全部形式，是以形式裹挟的全部内容。“最后，张江教授提出，经典作家对书写的认识和判断，他们对自己的写作是否清醒，是否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意图，并在书写中自觉地展开意图，这些问题不是仅仅反对作者意图就能解决的，他援引大量文学理论史和文学史事实和案例，说明 意图是在场的 。《”意图”在不在场》是张江教授近年来强制阐释论研究中的一篇有重要学术分量的文章，也是他在提出强制阐释论的观点之后对当代西方文论反思的具体问题研究，有一定的理论建构性质，更对以往的强制阐释研究具有明显的理论推动作用。

讨论作者意图在不在场，首先要说明的是，作者意图为什么是在场的？在场的合理性是什么？之所以有作者意图在场问题，首先是 由于文学理论中文学创作研究的核心性和文学创造的主观功能所决定的 。在以往的文学研究中，作者意图的问题都不同层面地指向作者研究，是从文学创造的主观性和社会性的角度出发的。从古希腊的模仿说，到近代表现说，以及现代的浪漫主义文论、现实主义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和当代各种阐释学理论，作者意图问题都是文学理论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美国批评家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四要素”，法国学者安托万·孔帕尼翁提出的文学研究的五种要素：”作者、作品、读者、语言、指涉”，作者意图都不可或缺。在这些理论家看来，作者意图体现在文本阐释的系统性上。正是有了作者意图，文学文本阐释的过程和结构才能得以确立，各种”文学要素说”才得以成立。有的研究者提出，在西方文论的发展历史上，作者问题研究呈现出四种主导理论范式，分别是：”作者作为制作者（maker），作者作为创造者（creator），作者作为生产者（producer），作者作为书写者（er）。”这些主导范式也说明了作者问题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处于一种 理论奠基地位 ，”作者意图传统上是了解文学意义的学术或教学标准。复原作者意图是或者长期曾是解释文本的主要乃至唯一的要求”。其次，作者意图的不可或缺还在于 文本阐释和批评实践的需要 ，作者意图是作家、文本和阐释者的阐释过程的 确定性和有效性 之需，作者意图有意无意被当成考察 文学作品意义之源 的主要方式。西方阐释学理论，从作为理论滥觞和思想源头的”赫尔墨斯之学”，到现代阐释学理论的发展，都强调作者、文本以及文本”真理性”呈现之间有一个阐释的程序和过程，”以便把它与其初始意图相联系来探究如何去理解它”。这个程序和过程如果完全排除作者意图，阐释学的理论批评也就失去了目标和方向。法国学者安托万·孔帕尼翁也提出，在文学理解中，”唯有承认作者意图存在的可能并参照之，在阐释中利用一致性和复杂性标准才有意义”。在这个层面上，作者意图是阐释的过程和意义的保障，即使是作者意图被当作一种理论假设。正是由于这种理论假设的存在，批评的多元化和文本阐释的多角度才能成立。这意味着文学作品的意义阐释，特别是从研究和批判者的角度来说，还是应该有一个一般性的方向。无论是传记批评，还是形式主义；无论是阐释学，还是其他方向，都存在着作者意图和意义之源的问题。比如类似《哈姆雷特》《红楼梦》这样的作品，被阐释批评了几百年，但有一个基本的问题，那就是，无论是从事批评研究工作，还是批评教学， 我们首先都认为它们是有作者意图的，这些文本是存在文学意义来源的 。所以，强调文学内部研究的韦勒克和沃伦尽管反对作者意图，但也得承认：”一部文学作品的最明显的起因，就是它的创造者，即作者。”

从理论的层面而言，作者意图与文学意义来源是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元问题。元问题影响的是文学阐释框架的构成和阐释方向的走势。在当代西方文论中，自从有了作者意图研究，也就存在着各种 反对作者意图 的观点，这二者是一种 悖论性的相互依存 的存在，”即便那些竭力排斥作者的批评家，也会对文学文本进行一定的意图推定”。孔帕尼翁提出，一谈到作者意图问题，有两种极端对立的立场——意图论与反意图论。意图论的缘由在于：（1）我们必须且 只需 在文本中寻找 作者要表达的东西 ；（2）作者意图是 阐释成立与否的唯一标准 。反意图论的原因在于：（1）我们在文本中只能找到 文本所表达的东西 ，它独立于作者的意图；（2）作者意图解释不了文本， 关于阐释是否成立的标准根本不存在 。在文学理论研究中，特别是当代西方文论发展中，存在各种形式的反意图论，这些反意图论的观念有一个明显的理论特征，那就是 各种反意图论明显是以作者意图的在场为假设和依据的 。即使是反意图论最明显的代表，英美新批评学派的维姆萨特、法国结构主义者罗兰·巴特和英国批评家克莱夫·贝尔，均是如此。如强调文学内部研究的韦勒克、沃伦，他们反对文学的外部研究，但他们的理论批判首先有一个理论的标靶，就是文学的外部研究是在先的，传记批评是长期以来存在于文学批评实践过程之中的。提出反对阐释观点的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认为阐释不能完全解决文学文本的意义呈现问题，而倡导一种艺术色情学，其实也隐藏着对作者意图的破解的理论努力。另外，在具体的理论呈现方式上，反意图论的具体理论表现其实不是在批评阐释中取消作者这么简单， 各种反意图论的理论背后其实隐藏的是反本质主义的思想动向 。文学上的反本质主义观念就不仅仅是取消作者和反对作者意图这么简单，它代表的是文学阐释观念的变化。这也意味着所谓当代西方文论经历的 从作者中心论，到作品中心论，再到读者中心论的发展 ，其实并不是完全反对作者意图，或者说， 反意图论是一种理论的解构姿态，解构的是意图本身，而不是作者 ，这二者之间有一种重要的理论差别。孔帕尼翁提出，意图论和反意图论是二元对立的，其实，不仅仅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意图论和反意图论还是互为因果、相互依存的。孔帕尼翁的解决方案是重语境研究，认为在语境研究中，意图论和反意图论的理论对立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调节和平衡，最终走向消除对抗。但这其实是一种理论的妥协，和当代西方文论曾经提出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没什么根本区别，当代西方文论中的内部研究面对作为方法论的细读批评和历史化的文本观念，最后并没有找到一种有效的理论方案，最终导致新批评之后的内部研究理论偃旗息鼓，从这个层面而言，反意图论的语境研究也必将面临这个问题。 意图论和反意图论都有明显的理论偏颇甚至漏洞，反意图论最终仍然难以解决意图论的理论弊病所留下的各种疑问 ，这一点，正是张江教授的《”意图”在不在场》所申明的立场。

二 、作者意图与作者之死

作者意图是不是真的被否定了？在张江教授提出的三点理论线索中，法国结构主义者罗兰·巴特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所提出的”纸上的生命”的观点得到了深入的讨论。《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是罗兰·巴特叙事学理论研究的奠基之作，也是法国结构主义的纲领性作品，它于1966 年发表于国际知名杂志Communication第八期”叙事学专辑”上。在当时，它与克洛德·布雷蒙的《叙事可能的逻辑》、格雷马斯的《结构主义语义学》同是法国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及语义学、叙事学研究的扛鼎之作，对结构主义以及之后的文学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罗兰·巴特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是叙事学研究的专门作品，主要展开的是 叙事作品的结构分析、叙事话语的符号学分析以及叙事意义单元的语义分析 。这篇不算太长的研究成果，纵横开阖，旁征博引，但又不乏理论上的条分缕析之处，对叙事作品的内在结构、叙事作品的意义组织、叙事话语的形式呈现等方面做出了深入研究。在《叙述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巴特借助于语言学方法，探讨叙事作品的结构与形式，并将这种结构与形式作为文学科学的研究对象。在这个过程中，巴特提出了”纸上的生命”的观点。”纸上的生命”针对的是叙事学研究中的叙事者问题，也涉及作者意图。像张江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巴特反对传统的叙事者即作者理论，提出 “叙述者和人物主要是’纸上的生命’”，”一部叙事作品的（实际的）作者绝对不可能与这部叙事作品的叙述者混为一谈” 。而强调对叙事者进行符号学分析。从”纸上的生命”的观点可以见出罗兰·巴特总的批评主张仍然是那种 形式化的文本结构分析观念 ，是典型的叙事学和结构主义方法，对作者意图持反对态度。除了”纸上的生命”的观点之外，罗兰·巴特在他的《写作的零度》中也有明显的反意图论观念。在《写作的零度》中，巴特提出，零度写作是一种直陈式的写作，这种写作摆脱了语言秩序的束缚，是一种”白色写作”，”可以正确地说，这就是一种新闻式写作”，”它不包含任何隐蔽处或任何隐秘。于是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毫不动心的写作，或者说一种纯洁的写作”。在巴特看来，这种纯洁的写作其实是一种 形式化的文本学批评 ，这种文本学批评有它的意义与价值，”一切’形式’也都是一种’价值’，所以在语言结构和风格之间存在着表示另一种形式性现实的空间：这就是写作”。

罗兰·巴特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以及”零度写作”观念在当代西方文论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零度写作”的观念比”纸上的生命”的思想受到的关注要多，反作者意图论的意味也更加明显， “零度写作”的观念也向来被视为作者理论式微、文本及读者理论兴起的转折与标志 。当然，由于罗兰·巴特较为强势及其明显武断的思想，他的理论也存在较为明显的缺憾。无论罗兰·巴特如何强调叙事作品的结构分析，在他的理论研究中，叙事者的问题始终是绕不开的，叙事者的研究也是叙事学理论中最复杂的内容之一。巴特曾专门谈到叙事者，当然得出的是 反对以往那种将叙事者等同于自然的和社会意义上的作者 的结论。在张江教授看来，这种反作者意图论”也是一种 话语霸权“，因为”从阐释的权力来说，作者死了，读者成为最高阐释者和文本的创造者。在文本意义的多维空间中，任何阐释都可以生成，批评家和普通读者一样，随意衍生自己的结论。从阐释的标准来说，文本没有了作者，意义不再有源头，阐释就不再受单一意义的支配，各种想象和体验相互对话竞争，任何阐释都是正确的”。如果真的像巴特说的那样， 叙事者的出场就意味着作者的消亡，那么，文学叙事学研究就成为了无缘无果的东西，所谓”纸上的生命”只是一种审美的幻象或者说是叙事学研究的想象 。这种结果既不符合一般的文学常识，也难以说服那些对”作者已死”的观点提出明显质疑的研究者。在罗兰·巴特提出”作者已死”之前，法国学者福柯曾发表了著名的《什么是作者》，但福柯提出，”重复一些口号是不够的，如作者已经消失，上帝和人共同死去。相反，我们应该 重新审视作者消失所留下的空的空间 ；我们应该沿着它的空白和错的界线，仔细观察它的新的分界线，仔细观察这个空的空间重新分配的情况；我们应该等待由这种消失所释放的流动易变的作用”。在巴特那里，”作者已死”是叙事学层面上的论断，这种论断在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中具有具体的意义指涉，但离开巴特的叙事学语境及其理论的所指，就未必是一种恰当的观念。对此，张江教授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作者能不能死》中也有一定的阐释，张江教授提出：”不是福柯在说话，就没有这些文本；文本里没有了福柯，文本就失去意义。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福柯就是文本，文本就是福柯。文本不死，福柯不死。” 在当代西方文论中，”作者死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文本科学反人本主义的口号” ，但这种口号在实际的理论研究中并没有获得更深入的理论阐释，也就是说，即使是罗兰·巴特的观点是对的，我们从”作者已死”的理论中并没有得出对当代西方文论研究更加有益的东西，或者如福柯所说，巴特的”作者已死”的观点所留下的作者研究的理论空场仍然是虚空的。巴特的”作者已死”的观点对叙事学的理论发展有积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叙事者研究得以成立以及文本叙事研究合理性的理论依据，但这也恰恰是问题所在，在理论的层面上，巴特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指向很明显，但为了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理论周延性牺牲文学普遍理论研究的基本常识，或者说让理论的常识从此变得可疑，如果说这真是一种话语霸权的话，那么， 这种话语霸权的指向性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对理论的常识性挑战，所以更是值得批判的。

三、作者意图与开放的文本

在文学理论研究中，文本与作者、文本与读者涉及的是作家创作、作者意图与文本阐释、文学批评的基本理论与基本问题， 作者意图研究在其中起到的是一种系统链接的作用 。倒不是说作者意图本身有多么重要，而是说在文学基本理论研究中， 如果完全忽略了作者意图，文学批评的阐释研究就会出现结构性的意义缺失 。在当代西方各种反意图理论崛起之前，对于作者意图问题，理论家没有太多的质疑。即使是在维姆萨特的”意图谬误”说等反意图论开始流行的时候，因为它明显的理论偏颇和绝对化的理论倾向，人们也没有完全对之奉为圭臬，而全面否定作者意图。在《”意图”在不在场》中，张江教授质疑的是，为什么在当代西方文论中的各种反意图论崛起之后，作者意图被当作了一种集中的理论批判的靶标而流行，作者意图被轻易否定之后，理论研究的目标是什么？在我看来，这样的理论反思是必要而深刻的。新批评学派的理论家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曾提出，所谓”意图”就是”作者内心的构思或计划”，但就一首诗而言，”我们并无考察哪一部分是意图所在，哪一部分是意义所在的理由，从这个角度说， 诗就是存在，自足的存在而已“。类似的理论观点还有很多，英国学者安德鲁·本尼特也说， “作者的不确定性才促使人们对阅读产生诸多兴趣” 。在这些理论观念的催生下，从作家表达了什么的角度阐释文本好像已经成为一种老套的观点。当代西方文论中的各种反意图论的确以此种理论逻辑否定了作者意图研究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在这种理论态势下， 文本与社会、文本与作者的阐释结构发生了明显的断裂，各种各样的文本自足性研究开始盛行 。在其中，形式主义批评理论是理论代表，读者反应理论也是一种理论典型，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重要的理论观念也明显地鼓舞了那种文本自足存在的观念，文本中心论开始日益明显地在理论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

文本中心论 一方面斩断了文本与社会的关系，另一方面斩断了文本与读者的关系，试图在文本科学的层面走向批评的自主化，这种批评自主化并非说文本完全封闭，不需要外在的阐释因素渗入而自动产生意义，而是说 文本内在地具备一种开放性，文本阐释的行为和结果不需要传统的社会批评和传记批评的介入，而在自身的开放中实现阐释意义的自主循环 。在这方面，意大利学者艾柯提出的”开放的文本”的概念就是一个重要的理论代表。在《开放的作品》中，艾柯提出了一种开放的作品的艺术理论，也是反意图论的重要理论观念。在艾柯看来，所谓”开放”是为了 确定作品和演绎者之间的新关系 ，”探讨的是艺术作品的 ‘确定性’和’开放性’“。开放的作品是一种在语法、句法和文字的组合意义上具有可变动性和开放性的作品，他以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作品《书》为例，认为这是一部”运动中的作品”，也是一个开放的文本。这部作品是马拉美最后的遗著，艾柯提出，马拉美一生都在写这部书，这部书不仅是马拉美作为诗人活动的最终目的，而且应该是世界的目的，”世界是为了一本书而存在”。马拉美的这部作品，思想宽泛，意义丰富，语言、句法和结构充满变动性，甚至页码都不是按固定顺序排列，而是一些按照排列规律的不同顺序组成的独立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之内，纸页可以随意挪动，但无论怎么挪动，纸页上的文字组合起来的意思都是完整的，所以，他说：”显然，诗人并不想从每一种排列组合中都得到明确的句法含义和语义上的明确意思，而是追求，句子的组合和每个单独的词的组合——每一种这样的组合都能具有’启示’作用，都能同其他词和句子形成启示性的关系——使每一种排列顺序都可能有价值，这样就有可能形成新的联系和新的境界，进而形成新的启示。”

在文本阐释的问题上，艾柯曾提出过重要的 文本阐释与过度阐释 的概念，本身是反意图论的理论代表，开放的作品更加体现出了艾柯的文本中心论的观念，这种文本观念具有明显的反作者意图的特征，但艾柯的开放的作品与反意图论中的其他理论观念有所区别，特别是与新批评学派的”意图谬误”说不同。首先， 意图谬误坚持文本自足 ，在某种意义上是封闭的文本中心论，艾柯的开放的作品也认可文本的封闭性，认为”作者创作出的是一种本身就是封闭式的东西，他希望这样的东西能以他创作时的那种方式来理解，来欣赏”。但 这种封闭性是文本内在形式结构的自足性与运动性的结合 ，在这一点上，艾柯的开放性作品观念本质上还是一种形式化美学，开放的作品不是无条件的开放，开放性还是要回到文本形式、符号、句法的形式价值上来。其次，这种形式化美学不仅仅是坚持文本自足，而是强调 文本的意义阐释是在运动中开放，开放的作品因而存在多种理解的可能性和阐释空间 ，”从本质上说，一种形式可以按照很多不同的方式来看待和理解时，它在美学上才是有价值的，它表现出各种各样的面貌，引起各种各样的共鸣”。相比新批评学派的”意图谬误”说，艾柯的开放的文本观念显然在反意图论上具有更深层次的理论指向，同时对作者意图的反拨倾向也更加明显，既然文本是开放的，作者意图的问题自然就不是文本阐释的核心，这种观点显然比”新批评”学派的”意图谬误”说在反意图论上走得更远。艾柯提出，第一次出现开放性作品的理论自觉是19世纪后半叶的象征主义，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为芬尼根守灵》可以视为典范。在《为芬尼根守灵》中，我们看到一种爱因斯坦式的围绕文本中心性而展开的世界——“开头的一个词同结尾的一个词相连接，因此它结束了，但正是由于结束了它才是无限的。每一个事件，每一个词，都可能同所有其他事件相联系，正是一个词出现时的语义选择决定了如何了解所有其他事件的方式”。这样的文本是一种典型的结构性文本，很显然，面对这样的作品，作者意图的阐释很难有所作为，更通俗一点儿说，从作者意图出发根本不可能揭示文本的含义。不过，艾柯也提出，确定开放的作品这一概念，不一定能回答当代艺术作品阐释的所有问题， 开放的作品在运动之中，但具体仍然要看文本自身的特征，主要还是由文本的具体境况而决定 。的确，像《为芬尼根守灵》这样的作品，文本、语言与语义链接的内在结构是文本阐释的核心要素，但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具备《为芬尼根守灵》的结构性要素，自然开放的作品的运动特征就很难成立。这也说明，开放的文本与文本阐释之间会存在复杂的情况，具体的阐释方式与方法恐怕还是要回到文本自身的境况中来。但是，一旦文本阐释的境况决定了阐释的目标与方向，作者意图就不能完全忽略，所以， 在作者意图与文本之间仍然存在较多的难以片面地一概否定的情况 ，这也是包括艾柯的开放的文本观念在内难以完全忽略的问题。

四、回归作者意图的可能与挑战

当代西方文论为了自己理论的周延性而常常引发各种理论质疑。从20世纪初开始，当代西方各种理论思潮在思维方式、理论观念与思想批判层面各有特色，但 理论层面乃至常识层面上的漏洞与弊病也比比皆是 ，形式主义理论如此，”纸上的生命”的观念如此，艾柯的开放的文本的观念同样如此。针对这种理论态势与状况，很多研究者都有所批判。这其中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尽管当代西方文论包括正在发展中的理论，有些理论观念可能在文本阐释与文学研究上有独到之处，对文学理论研究与批评发展亦有所启发，但很明显，对待这些理论观念，我们仍然需要不断地反思与批判。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观念如此，对文学理论研究本身更是如此，正像有的研究者所说：”我们深入文学理论，是要找一些对自己有用的东西，而不是让自己成为理论的奴隶。”对于当代西方文论中的反意图论主张，我们需要保持自身的理论警惕和质疑批判的精神， 当代西方各种反意图论的主张仍然强调自身的理论有效性，但这种有效性更多地是建立在对以往理论观念的颠覆层面上的 ，在理论颠覆与反叛的意义上可谓达到了反对作者意图的目的，但这不能是最终的理论目标，更不能被视作作者理论清算工程的完结，而应是另一种理论研究的打开方式，应该考虑的是它把握现实问题的方案与手段的合理性。

从理论合理性的角度看，当代西方文论中的反意图论明显的理论表征是 文本阐释的自足主张 ，这种理论主张首先针对的是文学研究中的历史主义观念，历史主义观念把文本阐释的可靠性建立在 “根据一定的标准，并联系同时期的其他历史现象，来解释和评价某个时期的历史现象”的观念之上，倾向于 “把艺术品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评价，倾向于把它的意义限制在产生它的那个时代”。反意图论拒斥文学批评中的历史主义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有合理之处，因为 历史主义的文本批评容易走向相对主义批评，而忽视文本的具体性 。但反意图论对历史主义的反叛又不可避免地陷入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相比， 形式主义批评把文本阐释的可靠性放在一种统一标准的文学观和普遍的文学理论之上 ，并坚信这种基于文本科学的普遍的文学理论是可能的，这就明显地矫枉过正了。形式主义文论批评曾一度引发文本细读热潮，强调对文本意义的精细解释，那种精耕细作式的文本批评在文本形式研究方面达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文本形式的封闭性和科学性最终仍然难以抵御新批评理论失落的命运，虽然，像伊格尔顿认为的”一切文学作品都由阅读它们的社会’重新写过’”，这未免太过绝对，但新批评的研究最终被解构主义打败，也说明文本自足性或许真的难以长久。在这个层面上，反意图论多半在文本分析上铩羽而归。

这其中，有个别观点值得仔细辨析，那就是， 反意图论的失败并非一定预示着回归作者意图 。因为回归作者意图面临明显的理论挑战，首先作者意图不等于文本意义，作者意图和文本意义之间存在着阐释的丰富性，如果简单地将文本意义与作者意图画等号，那是批评的简约化，也取消了批评阐释的实践价值。也就是说，在文学研究中， 认为作家现身说法就是全面意义所在，这种观念肯定是不恰当的 。其次，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则在于，回归作者意图不是回归作者理论，作者意图与作者理论的区别在于 作者意图是一种一元化的阐释 ，这种一元化的阐释体现的是一种批评的回溯性，这是文学批评不能提倡的，而 作者理论是多元化的存在，文本多角度的阐释 。也就是说，在文本阐释中，作者意图有时或许可以忽略，但作者研究并不能简单否定，这也意味着在讨论意图在不在场的问题上，也不能简单地将作者意图与作者等而视之。最后， 文本阐释本身既是方法也是本体 。在文本阐释中，无论是形式还是历史，其实都存在 多重意义指涉 ，不能简单地将形式归结为语言、结构、隐喻、反讽等语言问题，形式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本体意味，形式与文学的其他要素如历史、社会、政治本身存在着复杂联系和对话关系；同样，文本批评中的”历史”也不是”作者传记””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的同义语，而是文学意义生成的思想根源。《红楼梦》中有形式，也有历史，莎士比亚的作品也是如此，海德格尔对梵·高的《农鞋》的解释，提出艺术的本源问题，既有形式要素，也强调艺术的本体功能，在作者意图上，强调形式与历史的二元对立只是把问题搬了家，而没有解决它。对作者意图的理解也是如此。在文学理论上有丰富的作者意图研究理论，但也有反对作者意图的理论， 无论是坚持作者意图，还是反对作者意图，都应该在理论本身的丰富性和观念的多层面上走出意图论和反意图论的二元对立，更要拒绝相对主义的阐释标准 ，如人们常说的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说法，这话没错，但是除了是一种文字游戏之外，恐怕没什么意义和价值。

法国学者安托万·孔帕尼翁说：”整个文学理论都能与作者之死这一前提相关联。”英国学者安德鲁·本尼特也指出：”一旦你开始审视作者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们在当代西方文学文化中无处不在。”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对作者意图研究的适度反思是必要的，但无论是坚持作者在场还是反对作者意图，都应避免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观念之中，要走出或者避免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或是批评方法，就是 要坚持无论文本如何开放，阐释如何多元，离开了文学作品意义的根源性探讨，就取消或悬置了基本问题的存在 。所以 文学作品的意义来源还是离不开作者意图、文本以及阐释过程性和理解性 ，或许这又是一个新的阐释的循环。但没有这个阐释的循环，文学批评的目标与任务就失去了基本的意义依托。反意图论存在种种理论弊端，但 回归作者意图肯定不是文学阐释的最终之途 。文学作品的意义阐释最终还是要面对作者的意图与文本之间的复杂关系。作者意图不容忽视，但 作者意图与文本阐释的可信性也存在着复杂阐释间隔和意义呈现的多种方式，这种理论的复杂性和批评实践的复杂性才决定了文本阐释的意义与价值 。如何避免强制阐释，回到文本的”真理性”，或许永远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但正因为如此， 文学批评实践的过程与方式才显得重要。